林 红 |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联系及反思

摘  要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种概念边界清晰、历史路径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是现代民主和大众政治的产物，后者则萌发于现代国家和主权观念的建构进程中。民粹主义在其1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与民族主义保持着复杂的联系。俄国民粹主义者从斯拉夫派那里继承了俄罗斯传统的村社观念，美国人民党人则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发展出排外、反犹和种族隔离的白人民族主义。20世纪的拉美民粹主义为了摆脱依附式发展和维护资源主权，走向了反美反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21世纪的欧美民粹主义浪潮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白人主流社群的反全球化抗争祭出了民族民粹主义的大旗。历史实践为反思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二者的同频共振以至日益合流建立在相似的对抗性逻辑之上，具有进步与反动的双重性，也创造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相联接的契机。

作者简介

林 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目  录

引 言

一、反资本主义的本土先声：俄美民粹运动的民族主义取向

二、寻求自主发展之路：拉美民粹运动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

三、抵制经济全球化：欧美民族民粹主义及其身份政治

四、探寻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

引 言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中极具号召力的两种激进政治思潮，是推动权力与秩序变迁的巨大动力。当下，二者不仅深度交织而且日益合流，正在成为世界政治实践的新形态。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概念应如何建立、理论应如何阐述已有充分的研究，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其中也包括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民粹主义在其出现之初，便与民族主义开始了理论对话，相关论争也是在二者如何关联、如何互构的理论脉络中展开。从理论层面来看，作为依赖广泛动员的激进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我族与他族的内外区分、民粹主义以精英与民众的上下区分形成了两套动员话语。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与“民众”两种核心元素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交集，为了对抗可能结盟的上层和外部政治对手，为了凝聚最广大的社会支持，以民众为中心和以民族为中心的两种动员结构出现了纵横交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得以对彼此开放，实现了理论合流，形成激进甚至极端性质的新型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民族民粹主义或民粹民族主义。

在经验层面来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常常被放在一起理解，“民粹主义政治的许多典型都是民族主义，包括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和大多数拉美左翼民粹主义，而民族主义往往包含民粹主义成分”。人们不仅可以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的思想与行动中看到民族主义的影子，从20世纪中叶拉美民粹主义者反美反霸权的激进政治实践中捕捉到民族主义的存在，更可以在21世纪欧美民粹主义的复苏浪潮中，目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公开的、不可阻挡的合流。当前，一种充分吸纳了民族主义养分的右翼民粹主义甚至取代了那种跨越左右的、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动员中的代表性话语，比如在欧洲政治中，民族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指向同一种极端主义政治。民粹主义的历史实践表明，假如没有民族主义元素的参与，民粹主义无法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浪，阶级动员和民族动员共同加持的民粹主义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历史地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现代国家建构与世界政治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但是，相比民族主义更为漫长但却源头不清的历史，民粹主义150年的历程或许可以为观察两者如何共振、如何合流提供更为清晰连贯的素材。民粹主义的历史实践不仅起点明确，而且路径清晰、高潮迭起，与时代变迁紧密联动，能够同时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考察19世纪末的俄美民粹主义、20世纪中期的拉美民粹主义、21世纪初期的欧美民粹主义等三次高潮，可以探析民粹主义大众政治背后的民族主义动力，捕捉两种政治思潮共振以至合流的规律，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更深刻地理解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复杂互动。

一、反资本主义的本土先声：

俄美民粹运动的民族主义取向

19世纪后半叶，民粹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1873年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和1892年的美国人民党运动被称为民粹主义世界性实践的第一波浪潮，两场运动均发生于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时期，尽管运动的高潮时刻前后约有二十年的间隔，相互之间也无思想或行动上的启承，但是，二者在国内大众民主思潮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下，共同拉开了现代政治的民粹主义序幕。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19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思考的世纪”，是充满“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的世纪。这种思考从精神上说是为了探索俄罗斯命运的归宿，从物质上说是为了寻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在俄国萌芽，但俄国总体上仍是一个发展迟缓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由于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再加上沙皇为了开疆拓土连年发动战争、官僚机构膨胀导致庞大的财政开支，俄罗斯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农民暴动接连不断，沙皇专制的农奴制陷入危机之中。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俄国民粹主义代表着知识分子对于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激烈反抗，它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社会震荡影响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俄国政治。从思想上看，民粹派运动在早期有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如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理论贡献，后期有列宁、普列汉诺夫与“民粹派”的激烈论战，思想基础十分深厚；从行动上看，民粹派先后经历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间去”运动、土地与自由社运动以及民意党恐怖暴力行动等诸多事件，实践历程十分曲折。其中，“到民间去”运动可谓俄国民粹主义的高潮时期。

1873年春，在赫尔岑的“与人民共存”观念的感召之下，在巴枯宁、拉甫洛夫等革命者的直接号召下，数千名青年知识分子以“民粹派”自称，从城市奔赴农村，开展了一场农村革命运动，希望发动农民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农民对社会主义缺乏认同，民粹派的宣传动员并没有达到目的。“70年代民粹派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政府方面的迫害，而且人民本身也没有接受他们。” 1874年，运动因沙皇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不得不向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土地与自由”社转型，后期甚至转向了更为极端的民意党。到了19世纪90年代，俄国民粹派分化为左右两翼，右翼因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左翼则在20世纪初分别汇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至此，民粹派在组织上基本消失了。

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是一场极具思想自觉性的激进主义运动，是在俄国农奴制专制主义统治面临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成分，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阶段。同样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俄国知识界和进步精英对俄罗斯民族的前途命运、俄国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于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早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受到西欧思想影响的“西欧派”和对俄罗斯传统怀抱希望的“斯拉夫派”，两派知识分子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主题是如何定位罗俄斯、应该走什么路，即俄国要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独特的俄国式发展道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出现，代表着“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的觉醒，堪称是反对皇权俄罗斯的起义”，两派都主张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共同推动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在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两派观点迥异，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西欧派”主张模仿西欧国家实施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推动俄罗斯的西欧化；“斯拉夫派”以赫尔岑为代表，主张俄国应该走不同于西欧的独特发展道路，相信“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天性中蕴含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相信俄国传统的制度设计如农村公社可以帮助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破坏而获得发展。 

“斯拉夫派”为俄国民粹派提供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同时，他们也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最初赞同“西欧派”所主张的从西方寻找俄罗斯的出路，受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鼓舞，但欧洲革命的最终失败使他对欧洲工业资产阶级十分失望，转而将目光投回国内，相信俄罗斯的农村公社是国家与民族的出路，“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别尔嘉耶夫指出，“斯拉夫主义者是那种对19世纪俄国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的奠基者”，“斯拉夫主义者是我们这里最早的民粹派，但是他们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民粹派”，这种宗教基础指的是作为俄罗斯传统构成部分的东正教。东正教在民粹派所信赖的村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促进和发扬了农村公社的和谐协商精神,被视为造就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民粹派是村社制度的积极捍卫者，相信“村社是农民经济生活的有机而独特的俄罗斯制度”，相信俄国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农民村社避免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民粹派将俄罗斯村社和东正教理想化的做法在列宁看来，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本质上是“小生产者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它所主张的建立在民族传统及其制度之上的村社社会主义在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远离了马克思所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斯拉夫主义思想根源和文化基因，因此，斯拉夫主义正是俄国民粹派的民族主义立场。

人民党运动是美国民粹主义的最早实践，是“农民和小商业集团为反对金融资本无情地发展的一种自卫运动”。19世纪末，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开始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转型。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业和金融资本破坏了美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激起了农场主、小生产者的强烈不满和诉诸行动的反抗，“平民主义运动中浓重的紧张和焦虑色彩就是因农业美国的迅速崩溃所致”。人民党运动以西部和南部农场主为主体，代表着一种“以地域为基础，以捍卫土地所有制为目标的激进主义反对北方经济、政治强权和政党系统失败的新生力量”，很显然，北方代表着工业与金融的垄断资本。人民党运动从前期的农民协进会、绿背纸币党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激进主义的政治观点和选民基础。运动的高潮时期是1892年全国性的人民党的成立和奥马哈纲领的提出，该纲领在货币、交通、土地等方面提出了激进的改革主张，要求国家干预经济，反对垄断资本，同时批判两大政党的保守与腐败。霍夫斯塔特认为，这场运动是美国第一次有实效的要求联邦政府对公共福利负责的现代政治运动，是对工业化造成的危害进行严厉批判的运动。人民党运动在1896年大选中因阶级差异和地域矛盾而分裂，放弃奥马哈纲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选举失败后，人民党合并进了民主党，在组织上中止了活动。

起自人民党运动的民粹主义传统被利普塞特认为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价值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定位与民粹主义的民主精神和参与意识有关，更与民粹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元素有关。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人中心主义和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历史来看，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事实上早已是美国价值观体系中隐性的构成部分。美国人民党运动尽管时间不长，也未最终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它却是一场成员和见解都十分复杂的农场主运动和白人民族主义运动。霍夫斯达特认为民粹主义感情有着各种奇特和混杂的表现，如黩武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前途的悲观和对世界政治的设计，对大企业主、银行家和托拉斯的仇恨，对移民和城市工人的恐惧，以及在玩弄词藻的反犹主义。约翰·卢卡斯认为人民党成员主要由中西部和南部的中下层社会成员如白人农民构成，他们既反对给黑人以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反对增加新移民。在19世纪末的美国，尽管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是全国性的，不仅限于人民党成员，但是早期民粹主义者表现出的不宽容情绪要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强烈。对于人民党来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汇合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必然。人民党运动将一种夹杂着狭隘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阴谋论等元素的思想带入了美国政治。

人民党运动是一场乡村激进派的反抗运动，指向工业资本家与农场主的阶级矛盾。左派史学家如希克斯（John D. Hicks）、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和波斯特（Charles Postel）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人民党的历史进步性予以肯定，古德温甚至把人民党人描述为被东部精英扼杀的大众民主改革运动的先驱和牺牲者。但是，这场代表农场主利益的人民党运动有着内在的保守性、本土性，受到狭隘的地方利益、族群利益的驱动，并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种族主义倾向。

其一，主张白人种族优越论。农民联盟是人民党正式成立前的组织形式，美国南方的农民联盟希望得到黑人农民的支持，但采取的是单独成立有色人种农民联盟的方式。人民党在1892年成立后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也希望争取一部分黑人选票，开始吸纳黑人入党，所以，人民党成员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是，白人和黑人民粹主义者经常追求不同的目标，肤色界线非常深刻，白人农民的利益优先性和相应的种族秩序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农民联盟的白人成员认为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扎根于新教教堂，说英语，出生在美国，“认为自己正在塑造未来的现代社会——一个种族分离将进一步制度化和明确的未来”。

其二，运用反犹主义的辞藻。反犹论调是人民党人推动银币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为了“提防那些代表华尔街和欧洲犹太人的政客”，民粹主义者经常将犹太人等同于高利贷者和“国际黄金贩子”。根据霍夫斯塔特的描述，在1896年的大选中，在召开人民党大会的圣路易斯城，到处都充斥着“对犹太种族超乎寻常的痛恨”，“走进每一家饭馆都能听到对整个犹太种族和个别发迹的犹太人的诋毁”。相比白人种族主义立场，人民党的反犹主义更多是出于一种宣传动员的需要，或者说是刻意塑造的一种阴谋论。这种打着反对吝啬和贪婪旗号的反犹主义尽管服务于选举的需要，但本质上也是一种种族主义偏见。

其三，开启反移民的排外主义传统。19世纪以来，受到美国西部大开发和垄断资本主义急需自由劳动力的刺激，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尤其是1860—1890年间，美国引进移民达1400万人。移民潮的出现引起了本土白人的恐惧和排斥，海厄姆认为，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排斥性话语就持续地存在，对所有外来种族都如此。1882年《排华法案》掀起的排华浪潮恰好与人民党运动同步。早在人民党成立之前，参与绿背纸币运动的农场主要求为真正开垦户保留公共土地，要求抵制中国的移民。波斯特指出，农民联盟的肤色界限在白人和美国人的意义上延伸和弯曲，形成了与中国人的对抗，认为中国劳工作为土地垄断的工具，对农业进步构成了障碍。由于美国人民党运动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复杂联系，民粹主义成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最具争议性的历史遗产。

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是世界民粹主义运动的首秀，它们之间并无关联，甚至存在诸多不同，譬如时代不同，前者发生在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后者则发生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动力不同，前者有先进知识分子自外向内的思想输入，后者则是农场主群体内生自发的反抗；目标不同，前者希望通过反农奴制反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后者想要修正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体系，与自由民主体制保持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然而，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两场运动均追求一种农业民粹主义，都是“争取农民和小农场主利益的激进运动和社会政治学说”，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保守性，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剧烈转型的产物。出于抵抗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维护小生产者利益的需要，两场运动都充分发展和强化了农民群体和农村生活的民族属性，民粹派的斯拉夫村社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制度，人民党的白人中心主义以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基本成分，将工业资本家和他们雇佣的移民劳工列为排斥对象，前所未有地将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在一起。

二、寻求自主发展之路：

拉美民粹运动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

在大众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的20世纪，民粹主义的反抗性政治跨越了制度与文化的差异，出现在更多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民粹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独立、民族主权联系在一起。拉丁美洲的发展变迁以民粹主义为底色而展开，并为民粹主义的世界性实践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地区样本。

拉美国家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民粹主义经验。20世纪初，拉美民粹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后在近百年间几乎不间断地历经了经典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和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等三次高潮。在20世纪30到60年代的经典民粹主义时期，为了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和发展民族产业，拉美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发展道路，民粹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发展。经典民粹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福利国家、进口替代、多阶级联盟、收入再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形成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三大政治特色。其一是城市性。不同于俄美农业民粹主义，拉美经历的是一种城市民粹主义。拉美的现代化转型起步非常早，城市化程度较高，民粹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通过工会的组织动员，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其二是威权性，各国民粹主义运动都与一位克里斯玛式的、家长作风的政治强人联系在一起，这位强势领袖“拥有大量来自下层阶级的追随者或受庇护者”，领袖和追随者之间“通过个人化的、特殊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其三是激进性，经典民粹主义既反对西方主导的发展主义模式，也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国际资本的依赖，主张社会改革，积极推动劳工和社会保障立法，是一种“由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领导，以工人阶级或农民为基础”的激进左翼运动。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粹主义时期，阿根廷、巴西、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家为了摆脱债务危机和得到西方金融援助，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要求，减少国家干预，走上了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但是，为了化解市场化改革的国内阻力，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经济上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在政治上将民粹主义被视为一种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策略。因此，拉美的新民粹主义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策略性合作，是一种“变种的”或“新自由主义化”的民粹主义。

在21世纪前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日益加剧，拉美激进左翼力量掀起了反美反西方、反新自由主义的“粉红浪潮”，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为代表的新一代民粹主义政治家开启了拉美政治向左转的浪潮，民族主义和分配正义成为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为了争取各阶层民众的响应，这些领导人纷纷提出了反传统政党、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的激进主张。在金融危机后，这一轮拉美左翼民粹主义浪潮因右翼保守主义的冲击而陷入低潮，但是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墨西哥、巴西等国左翼领导人的上台呈现出逐渐回潮的迹象。

20世纪以来的拉美民粹主义经历了数次高潮，但是从历史主流来看，左翼民粹主义（以庇隆的经典左翼和查韦斯的激进左翼为代表）始终是其基调，短暂的新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政治策略化的变体阶段。拉美民粹主义总体上的左翼特色与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滋养有密切关系，民粹主义借助民族主义的话语动员更轻易地建构认同和获得支持，二者合流成为了推动拉美激进变革的强大动力。伯恩斯认为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现代化和经济独立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目标，而民族主义一直站在鼓励拉美迅速发展的最前列。在拉美，民族主义是一种表达整个民族利益的政策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策“被视为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只有本国人民可以对分配资本积累的好处拥有政治上的控制权”。拉美民粹主义致力于寻找可以摆脱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与拉美民族主义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在争取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实现拉美现代化。

在庇隆时代的经典民粹主义实践中，民族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庇隆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为目标来推行民粹主义政策，迎合了当时那种认为依靠外来力量支持国家生存不可行的大众意识，阿根廷的政治“在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和进行重新组合并以庇隆上台结束。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潮流中，民族主义成了最核心、最重要的潮流”。经典民粹主义的多阶级性、超阶级性使得庇隆等领导人获得了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他们的激进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保持了距离，但是却与拉丁主义、泛西班牙主义、印第安人主义、人民党主义、庇隆主义、瓦加斯主义、大陆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拉美特色的民族主义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庇隆主义二十点主张的核心是“经济独立、政治主张和社会正义”，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瓦加斯主义则反映了因美国资本大量进入巴西、阻碍民族工业发展而引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满。可以说，激进性的民粹主义与保守性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正是拉美民粹主义经验的独特之处，也奠定了拉美现代政治的底色。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汇合由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拉美内部动力所驱动，这一驱动力本质上是一种“我们的美洲”的本土意识。由于与欧洲国家的历史纠葛和与美国在地理上的接近，拉美国家对文化传统、民族经济和国家自主性等问题非常敏感。拉美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于19世纪初叶的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出于对美国门罗主义关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戒备，拉美国家不希望在摆脱欧洲殖民统治之后又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因而提出了与门罗主义相对立的拉丁美洲主义，强调拉美各国种族、宗教和文化传统上的共同性，主张维护自身利益和加强合作。拉丁美洲主义既体现了一种地区性的大陆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政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萌芽时期的阿普拉运动就是混合了反帝国主义和大陆民族主义的产物，其领导人德拉托雷将其称为“一场不受外国干涉或影响的拉丁美洲自治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民族经济的脆弱性和依附性迫使拉美各国“将注意力转向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经济民族主义或发展民族主义”，并根据依附理论将拉美的发展困境归因于不平衡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霸权主义，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发展道路。在“粉红浪潮”中重回政治舞台的左翼民粹主义以反经济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为目标，查韦斯等左翼领导人强烈地谴责美国的干预政策危及拉美稳定并制造了政治动荡。

历史经验表明，拉美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实践从来都是混杂的，由于受到民族主义的内外区分逻辑的影响，拉美民粹主义倾向于将文化、经济和政治危机进行直接的外部归因，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拉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路线，即寻找一条将拉美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相区分的发展道路。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拉美左翼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自己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这一点可以从拉美民粹主义所坚持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中得到体现。

借助民族主义的认同动员来实现跨越阶级的政治联盟，这是20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在各国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但是与拉美民粹主义对接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或资源民族主义。拉美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资源主权长期失控的地区。比如，拉美国家的石油和矿产资源长期受西方控制，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资源开发企业的私有制管理将国家的干预排斥在外，制造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地区矿业生产的80%和石油产量的75%，而中美洲的水果生产和蔗糖业基本上全部为外国资本垄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被称为“绿色魔鬼”，在拉美拥有250万公顷土地，甚至自设军警和自订法律。20世纪70年代后，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多国掀起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这场以资源民族主义为诉求的国有化运动在拉美不断蔓延。乔治·菲利普认为拉美国家的国有化运动是资源国掌控本国经济主权的政治象征和重要内容。事实上，无论是在庇隆时代还是查韦斯时代，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政策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或资源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应该通过经济国有化来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保障自主性的强大国家。

将自然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是一种资源保护主义，也是拉美民粹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以国有化为重要举措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出于以下动因而被提出，其一，收回资源主权可以消除经济脆弱性，避免市场和资本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摆脱对外依附，获得经济主权，提升国家自主性；其二，政府及其民粹主义领导人成为资源收益的主要接收者后，可以强化卡里斯玛型领袖的领导力，有助于通过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形成并维系庞大的支持体系或恩庇网络；其三，国家能力的增强可以在社会层面促进分配公平，尤其是“清除国内精英集团与外国资源开发企业的相互勾结、垄断资源收益和共享特权”。坦塞在讨论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问题时认为，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或经济自主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一意愿反映了这样一种自我认知，即“拉美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曾表示，“我们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但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资源的主人”。以资源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强烈的资源主权观念，也推动了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在这一过程中，拉美民粹主义本质上与民族主义已经连接成为一体了。

三、抵制经济全球化：

欧美民族民粹主义及其身份政治

以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为特征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经历程。广义的经济全球化起自14到15世纪的新航路开发，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开始，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初始阶段。狭义的全球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轴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到达顶峰阶段。这一轮全球化在解决贫困问题，以及推动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也带来了高度竞争的国内与国际经济秩序。由于市场与资本得以凌驾于国家之上，分配正义不得不让步于经济增长，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身份危机问题。

在全球化的批评者看来，“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事业，全球化已经被新帝国主义所取代。因此，世界正见证着全球化作为社会本体论、解释前提和社会愿景的消亡”。这个“新帝国主义时代”无疑是由新自由主义打造的，而后者不仅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反抗，也在西方国家内部制造大批异议者。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工程，旨在恢复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危机以来资产阶级几乎坠落的权力。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反全球化的抵抗浪潮开始形成，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浪潮的生力军，它们“提供了围绕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政治动员所需的叙述。他们讲述的故事是为了与他们的选民基础即需求方产生共鸣”。民粹主义成为“对数十年非民主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非自由民主的回应”，而民族主义则控诉自由主义破坏了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 使国家丧失了独立的外交政策和选择能力。观察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反抗者如何涌现和怎样反抗，最好的样本是西方国家自己，因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那里不仅发起了冲击，并且早已结成了盟军。

2008到2016年是西方政治急剧右翼化的高潮时期，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并引领了保守主义阵营的反全球化行动，形成一股声势浩大并日益影响主流政治走向的右翼极端主义浪潮。作为历史激变的起点，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的分水岭，它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不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开启了堪比1990年和1945年的政治转向。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纷纷寻找自己的替代方案，前者主张分配正义，后者追求本土安全，都共同强调国家的重要性，都要强化被全球化侵蚀的国家主权；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逐渐出现衰微，而右翼阵营则缓慢壮大。欧洲右翼政党、美国反建制派等利用“9 ·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等三场时代危机造成的大众恐惧，运用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话语动员手段，煽动了疑欧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特朗普主义。作为结果，一股以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性事件的民族民粹主义浪潮在欧美同时兴起。

在西方政治生态中，民族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右翼意识形态，它既是右翼民粹主义，也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它的出现表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交织，而且也在现实政治中实现了话语和行动的勾连。在特朗普任职的四年中，保守主义的右翼化浪潮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两党之间、贫富之间、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都陷入难以缓和的对抗之中，2021年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更可谓右翼极端化的最高潮。根据美国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SPLC）发布的《仇恨与极端主义2021年度报告》（The Year in Hate and Extremism 2021），当前全美至少活跃着1221个仇恨和反政府的极端主义团体。这是美国社会分裂对抗的缩影，在根本上威胁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和民主政治体制。具体到特朗普的影响，他对美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改变在于他带来了一种美国式的民族民粹主义，这种思潮及其行动围绕着资本、阶级和种族等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展开，利用白人主流族群的经济与身份焦虑，公开挑战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多元文化主义等美国主流价值观。

欧洲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影响各国政治走向的右翼化浪潮同样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民众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中经历了一种主权边界消失、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恐怖主义持续威胁而国内福利锐减的现实考验，对欧盟、欧洲一体化的质疑由此产生。疑欧主义的萌生和蔓延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脱欧公投，帮助英国独立党登上政治舞台。事实上，早在独立党出现之前的20世纪末，英国已经出现过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一度成为英国第四大政党的英国民族阵线（British National Front）就是一个极右翼法西斯政党，它持排斥性的民族主义立场，认为只有白人才能成为英国公民。英格尔哈特等学者从脱欧公投引发的政治动荡中察觉到了英国主流社会拥有的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相似的感受，“英国人感觉自身已沦为主流社会的陌生人，曾经的主导权和优越地位也日渐衰落”。在西欧其他国家和北欧国家中，外部压力和内部反应也是相似的，大量合法移民带来的挤占公共福利和制造身份文化差异等问题还没缓解，各国民众就必须面对2015年后大量穆斯林难民涌入带来的本土公共安全威胁。

在此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活跃，并不约而同地通过民族主义的动员话语来扩大政治影响，甚至打出了如出一辙的民族民粹主义口号，如法国国民联盟提出的“为了法国人的法国”，英国独立党提出的“夺回控制权”，德国选择党提出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德国”，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提出的“纯洁波兰、白色波兰”以及瑞典民主党提出的“让瑞典继续是瑞典人的瑞典”。根据德国联邦反歧视局（ADS） 2019年度的报告，2015年以来，关于种族歧视案例的咨询在该机构的咨询案例中达到了33%之多，2019年度的案例数达到了1176起。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2018年前的名称为国民阵线）早在1972年就已经组建，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影响非常深远。1997年，国民阵线“借助新法西斯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结合”，已经成为法国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法国是世界上对移民问题最敏感、排斥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法国市场调查机构益普索（Ipsos） 2016年的民调数据，多达57%的法国民众认为移民太多了。国民阵线以反移民、反欧盟起家，数次在法国总统选举中闯进第二轮，在国内拥有深厚的选民基础。国民阵线在2018年6月1日更名为国民联盟后，党首玛丽娜·勒庞开始了向主流化转型，将上台执政视为全力以赴的政治目标，要走一条更开放的“全方位民粹主义”道路，比其父亲老勒庞坚持的极端民族主义传统立场稍有缓和。但是，极右翼的民族民粹主义仍然是国民联盟的意识形态工具，国民联盟并没有放弃非法移民议题，继续主张更严厉的移民审查政策。在国民联盟开始主流化转型之后，极端右翼的空间迅速被埃里克·泽穆尔和他带领的“再征服党”占领，泽穆尔以“大规模移民是国家的厄运”为竞选口号，继续煽动公众对所谓法国被“伊斯兰化”的焦虑。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压力下，2021年法国大幅度削减了对北非国家（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签证数量。

20世纪末以来欧洲和美国的经历表明，要严格区别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越发困难，因为二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实现了高度融合，高奇琦等学者认为，在共同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或思潮可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体性的运动或思潮。民族民粹主义是一种以横向排斥为主导的大众政治运动，已经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种传统的民粹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它依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总体上表现出更明确的右翼极端主义性质。当然，左翼性质的经济因素仍有根本性影响，比如欧洲民众对移民难民群体的排斥离不开他们在就业、福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普遍焦虑，而强调纵向对抗、以经济平等和反紧缩为诉求的左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尤其是南欧、东南欧一度颇有市场。但是，在物质丰裕的后工业社会，在西方左翼阵营整体上呈现衰微态势的情况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因身份、宗教、种族等文化性因素的突显而获得了比左翼政党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这些右翼政党吸纳了反对经济不平等的左翼议题，将之融入到突显族群差异的身份政治之中。朱迪斯指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主张，也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以至于“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了扩大社会基础、在议会或政府中争取更多的政治机会，通常会采取混合政纲，比如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上主张限制移民的社会排斥政策，但是在社会经济上进行一定变通，如改变反政府干预的立场，吸收左翼的扩大福利和反经济不平等的主张。

不管如何吸纳左翼的经济议题，民族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更接近一种因身份危机引发的右翼文化政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根深蒂固，随着发展中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再加上民权运动和社群主义帮助移民等少数族群保留了文化特殊性，白人身份优越性受到威胁日益成为中下层白人群体的一种强烈感受。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国家建构的需要催生了一种政治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和国族的同质性，但是20世纪60年代从北非、土耳其和印度等地大量涌入的移民强化了欧洲社会的异质性，移民在空间上被接纳了，但是在文化和精神上始终被排斥，他们在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下展开了争取平等身份权利的斗争。

汉斯彼得·克里斯提出一种新社会分歧说，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劳资分歧不再是反映欧洲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分歧，基于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融入—划界”对峙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社会分歧。 经济因素让步于文化因素，身份危机超越阶级矛盾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分化根源。2011年，受法国作家加缪的著作《大取代》的影响，关于欧洲白人人口正在被以穆斯林为主的非欧洲人口取代的担忧成为公共话题。在法国，穆斯林恐惧症将法国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与法国人及其法兰西文化对立起来，根据2021年10月的一项民调，超过60%的法国人相信“大取代”是真实存在的。2015年欧洲发生的难民危机被欧洲人看作是“欧洲的9 ·11事件”，许多民众相信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状况。这种被改变的政治状况与两种身份政治的冲突有关，一种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反歧视反排斥的传统身份政治；另一种是白人主流群体反移民反难民的逆向身份政治，更具体地讲是激进或极端的右翼阵营对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抵制。2017年，荷兰右翼政党领导人威尔德斯不断在演讲中声称“我们的人口正在被取代”，加剧了荷兰民众对族群差异性的不适、对身份优越性可能丧失的恐惧。“大取代”的阴谋论煽动了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冲突对峙，通过种族、身份等文化概念的政治化，助长了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的民族民粹主义。

吉登斯曾指出，民粹主义几乎哪里都存在，但其中的极端分子往往会引起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大多是民族主义者和欧洲怀疑论者。极端化的民粹主义将更容易走向狭隘的、排他的民族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利用族群身份进行的大众动员最容易引起广泛共鸣。20世纪后半叶，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白人主流社群在后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中感觉到了身份危机，民族民粹主义是他们反抗建制派精英及其政治正确的思想武器。

四、探寻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

如果将19世纪末美俄的初代民粹主义与21世纪当下的西方民粹主义相比，会看到所谓农业民粹主义与政治家民粹主义的区别，这是民粹主义经历150多年历史演变的结果，前者传达了传统主义的价值追求，其动力来自农业社会希望回归共和美德的怀旧情结，后者更多的是一种风格化的政治策略，是政治精英的大众动员技巧。然而，在共同拥有的民粹主义标签之下，150年间这三轮大众政治高潮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关联呢？

1967年，一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的以“定义民粹主义”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成为民粹主义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学者们尝试超越但并不离开19世纪末期的美国和俄罗斯去理解民粹主义的后续历程，寻找其内在规律。这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在于，一方面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世界性现象，是不同时空条件下一切以人民为宗旨与归宿的话语、思想和运动的代名词，即横山亮所说的“把‘民粹主义’这个术语或概念作为看待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通用工具”。另一方面，正像这次会议后出版的论文集名称所提示的—— “民粹主义：其含义和民族特性”（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确，民族特性正是民粹主义现象的本质所在。民粹主义是一种国内政治现象，它在发生之初就与民族、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述关于民粹主义三次历史浪潮的经验考察，均可见民族主义的清晰存在，很显然，这种历史联系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反思空间。

首先，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基于对抗性逻辑而发生共振甚至合流。从理论上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核心范畴“民众”和“民族”都是同质性概念，这导致二者对异质性因素都十分敏感和拒斥，民众将精英排斥在外，民族将他族排斥在外。民粹主义建立在民众与精英二元对抗的逻辑之上，它在原初意义上是一种追求平等和民主的左翼激进主义。民族主义从族群性的文化维度来看体现了“我族”和“他族”的二元对立，从公民性的政治维度看强调本国人和他国人的区分。民族主义既鼓励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可能极端化为排他性的种族主义。

在历史实践中，无论是在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发生都与反资本主义的需要有某种关系，但最终却以不同方式与民族主义实现了结盟。在俄国和拉美，民粹主义的出现与这两个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中自主性、传统性受到资本主义威胁有直接关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垄断资本家剥削是这两场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然而，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各民族往来和依赖不仅是不对等、不均衡的，更存在所谓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之间殖民与被殖民、掠夺与被掠夺的不正义关系。在俄国民粹派看来，西欧派关于效仿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破坏了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成就，而在庇隆、瓦加斯等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建立在落后国家的贫困积累和主权沦丧之上，被迫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拉美各国失去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俄国和拉美民粹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因素是落后国家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是一种落后国家对抗先进国家的自觉实践。

而在美国和欧洲，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两场民粹主义运动既是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结果，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自利和排他的种族主义倾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两个源头：土地和劳动者”，美国人民党人急于摆脱整个农业“相当完全地、相当显著地、相当地依赖于资本”的困境，他们反对垄断资本对农业的全面控制，也一并将垄断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外国移民、黑人劳工列入“他者”名单，展现了一种将“新世界和最新世界的温带地区作为白种人的一项世袭财产”的种族利己主义本能。这种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延续到了21世纪的欧美，成为民粹主义最新继承者们的经典主张。全球化的反对者们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个方向出发而集结到一起，他们因经济不平等和身份危机的同时存在而将自由派精英与移民、少数族群同时列为抵抗对象，提出了以反移民为中心的一系列否定性政策主张。

其次，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共振具有进步与反动的不同特性。西方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因其依附的意识形态不同而反抗不同的他者，与社会主义结合会产生左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则产生右翼民粹主义。但是，从民粹主义的世界性实践来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都可能与民族主义合流，表现出激进或保守的不同特征。对于国家成长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都是内在的意识形态支柱，民粹主义也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危机或转型时期。民族主义观念是否借助民粹主义的大众动员而深化与推广，民粹主义能否吸纳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完成其抗争使命，取决于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历史命题和所沿袭的历史路径。西方学者基于当下的欧美政治动荡，认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一定会是排他性的右翼极端主义，但是，这一观点不适用于解释非西方的经验。

在俄国民粹派运动和拉美民粹主义运动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性、解放性和革命性，使得民粹主义运动更具左翼激进主义色彩。两场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内强调民族独特性，对外强调民族自主性，它们所诉诸的民族主义具有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进步内涵。克里斯托瓦尔·凯指出，拉美的民族主义情感尤其针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拉美内部事务的控制。艾伦·赖丁认为墨西哥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的自我脆弱感，因此“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本能”。俄国民粹派向往社会主义，他们从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因而希望走一条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历史进步性的体现。两场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反映了落后国家为了维护民族独特性、为了建构尊重民族多样性的国际秩序而做的努力。

而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实践，无论是早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还是21世纪的欧洲民粹主义浪潮，都内在地包含有基于对他者或外来者恐惧的排斥性民族主义。西方学者将当前在欧洲出现的民族民粹主义称为右翼民粹主义或右翼民族主义，这是西方历史实践中保守性和反动性的重现。早年的人民党人支持排华、反犹和种族隔离政治，既体现了农业阶级对失去经济活动支配权的担忧，也是白人族群对盎格鲁-撒克逊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恐惧；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进一步发掘了美国民粹主义的阴暗面，将反共、排外和种族主义融为一体。20世纪末，在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不断冲击国内社会秩序的同时，西方社会开始为“9 ·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所谓“文明的冲突”焦虑，于是各种各样的右翼极端主义顺势而生，试图再造一个“加强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回归、美国军事霸权、强势国家和边界关闭的世界”。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对外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连接，对内与排斥性的种族主义、保守性的民粹主义相融合，为民族民粹主义加注了狭隘的、自利的和反动的成分，使其成为一种反对民族多样性、反对文化多元性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

再次，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最终合流提供了连通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重要机制。卡列维·霍尔斯蒂认为当代政治与未来政治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国内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国家间的安全越来越取决于这些国家内部的安全。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内生性政治现象，它的反建制、反精英和反移民主张在根本上都源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但是，民粹主义的作用范畴不限于国内。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扩张历程中，从俄美的初代民粹主义到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再到21世纪的欧美民粹主义，一系列反建制政治的产生无不受到世界性或区域性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也无不参与到世界政治或区域政治的重构中。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具政治动员力的思潮与运动，它首先对国内权力关系、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继而会在外部变迁或压力的刺激下，与民族主义同频共振，将冲击波输出到国家对外事务，以激进或保守的不同方式影响世界政治既有秩序。俄美民粹主义要求保留本民族/主流族群的传统，维持既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但是它们又同时处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环境中。两场运动都不仅仅是目光向下，也是目光向外，俄国民粹派发动“到民间去”运动，寻找抵抗欧洲资本主义入侵的道路；美国人民党发动中南部的白人农场主去反抗垄断资本主义，以白人种族主义对抗有色人种族群。拉美民粹主义则是拉美国家试图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贪婪的中心国家的努力，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抵抗，致力于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民族主义道路。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欧美民粹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价值，“对内表现为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恐惧和排斥，对外表现为传统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怨恨”。这种对外的怨恨常常演化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结，因为民族主义事件通常具有外向的特性，如对外族、外国宣示优势地位或主权地位。

20世纪以来，欧美国内政治秩序相对稳定，除了少数地区出现分离主义问题，民族主义革命不再是普遍性现象，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迈克尔·毕利希所说的“平实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越来越不引人注意但却时刻影响着民众的想法，“人们渐渐遗忘了它潜藏的影响力，社会稍有民族主义事件，便会显得‘过热’”。但是，当民粹主义精英利用这些事件进行大众动员时，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界限很难清晰区分。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塑造团结、建构认同的功能，对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确立其自主性和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当民粹主义的对内动员与民族主义的对外宣示结合起来时，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关联便建立起来。

当今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已被全球化和新技术深刻改变，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交织越来越复杂难解，人们需要重视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关联与互动，需要关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权力、制度与观念的变迁。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发育于国家内部的激进主义思潮，引起了规模空前的社会抗争运动，并越来越频繁地利用民族主义的认同政治来制造激进甚至极端的社会政治变革。事实上，19世纪以来的世界性政治动荡已一再表明，民粹主义不仅参与而且深刻影响着各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变迁，正在成为各国以至全球政治图景中的重要构成。很显然，造成这一改变的重要根源正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日益合流。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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